环境污染事件频发的背后是博弈力量失衡

资料图片：一些地方环境污染严重

感觉这一周很多新闻都是人跟水较上了劲。一个是防汛抗洪，因最近全国多个地方普降暴雨，洪水大发，“百年一遇”不时被人提起，很多地方下令严防死守，现在看来，成绩不错，没有发生大的灾害。另一个人与水的较劲是水污染事故频发。先是紫金山铜矿湿法厂污水池渗漏，祸害广东水域；接着，辽宁营口造纸厂持续向辽河、渤海非法排污造成的重大灾害被报道出来；然后，吉林化学工厂被冲毁，上千只化学原料桶被冲入松花江，造成河流污染。

无独有偶，第64届联合国大会28日以122票赞成、0票反对和41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一项决议，宣布享有安全和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是人类必不可少的一项人权。决议说，联大确认把公平、安全和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作为实现人权努力组成部分的重要性。这就把“水权”与“食物权”相提并论，当作是维持人类基本生活所需的基本权利，也必将督促各国同等重视，认真履行。

一方面，国际上把“水权”上升到人权的高度，从这个角度理解，污染水源河流，就是对这项权利的侵犯，一方面，从以上事件看出，我国水源河流污染相当严重。据《文明》杂志2009年报道，中国的江河、湖泊成了有毒废水排放的下水道，全国目前有3.2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标准的饮用水，形势逼人。

而上至中央，中到地方和企业，下至民众，对水、环境污染都十分关注。为了保护环境，制止污染事故发生，中央又是加强立法，又是三令五申，又是派员视察督办，关停污染大户，地方、企业和民众，环保意识也明显提高。但很多时候效果并不十分理想，为什么？因为地方和企业抱在一团，拿出硬邦邦的挡箭牌——维护社会稳定。

拿营口造纸厂来说，中央九部委联合组成的督察组曾到现场督办，厂方说，“马上要关，马上要关”，可是几年过去了，愣是没有关掉。其原因地方官员得说很清楚，“造纸厂是老国企，历史遗留问题较多，对待造纸厂启动生产，市政府是在权衡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后作出的决定。”言下之意，不是不为，而是不敢为——把数千工人和涉及数量更众的家属们的饭碗砸了而不出乱子，现在办不到，只好退而求其次，继续“忍痛污染”。中央关于维稳的要求往往被地方活学活用，常常拿来当作为企业合理排污的理由。

像紫金矿业那样，与当地官员千丝万缕的联系，政商勾兑如此之融洽，简直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处理企业污染更难。难怪该企业的董事长底气十足地对媒体记者说，“围墙内的事情，企业自己负责。(围墙)之外的事情，由政府负责。”这就等于把环境污染危机抛给当地政府去摆平，而摆平的借口还有什么比“维护社会稳定”这把尚方宝剑更有力？

于是乎，一些地方或者追求财政收入，或者为追求为政者的政绩，便以“发展”的名义招进一些高污染的企业，又因为企业的“奉献”而放低要求，当企业污染和破坏环境时，又以“维稳”的名义持续着这种得不偿失的行为——某些“发展”取得的“成果”，远远无法偿补环境被破坏所付出的代价。

这种行为得以持续，关键是成本的获益者与承载者非并一个主体，而且两者的力量极为悬殊。前者是企业利润的占有者，以及从企业身上获得税收的地方政府，后者是承载环境污染后果的民众，后者相对于前者软弱无力。还有，企业相对私域，为极少数人所有，而环境是“公地”，为“无数人”所拥有，难以进行产权界定，污染环境就是典型的“公地悲剧”。悲剧造成的代价需要今人甚至子孙来买单。

从以上分析可见，环境污染的背后，是博弈力量的失衡。对上，环境污染的获益者打着“维稳”的招牌，像是以其盾防其矛，加之体系内的监管难避“内部人”的干扰，往往让中央的三令五申变成强弩之末。对下，环境污染的获益者打着“发展”的招牌，把污染问题掩盖掉了，往往畅行无阻。

让环境污染这种得不偿失的现象减少或不再（包括产业转型之后，因为高科技、低耗能、低污染也仍然有污染），只寄望于地方有环保意识，企业家有社会责任，仍然是不够的。最终需要改变目前这种博弈力量失衡的状态，中央要加大立法和惩处污染环境者的力度，让违法者付出沉痛代价；地方政府要做公正的管理者而非经济组织，就要与企业脱掉太多的瓜葛，成为中立的力量；民众要成为制衡环境污染冲动的重要力量，这就要让民间环保组织发展壮大，让民间力量崛起。如此，地方才会加快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开辟新税源，从而减少或告别环境污染。（作者：廖保平 来源：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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