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税取消会成为推动乡镇改革的饥饿疗法吗-【新闻】帚蓼

农业税取消会成为推动乡镇改革的“饥饿疗法”吗

“如今，伴随着农业税的取消，乡级财政进入了真正的枯水期，……税费改革特别是农业税的取消，是对乡镇政府的巨大考验，在客观上成为推动乡改的‘饥饿疗法’，这对乡改形成了倒逼机制，使得改革的紧迫性越发强烈。”（《半月谈》2005年第13期《乡改五问》）这是薛凯先生就农业税取消对乡镇政府机构改革影响的看法。 很显然，他认为乡镇政府人员主要是由农业税供养着，取消农业税就能够促使乡镇政府机构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也是当前比较流行的观点。应该说，在《乡改五问》中，薛凯先生对于乡镇机构改革方向的探讨是比较有价值的，但他的取消了农业税就会推动乡镇机构改革的“饥饿疗法”观点，对于更好地推进乡镇机构改革意义不大，因为他没有认识到阻碍乡镇机构改革的真正症结所在。 由于国家对于乡镇政府行政编制人员的增加一直是严格约束的，现在乡镇政府中的行政编制人员，一般是在编制限额内配备的，超编并不严重。与此相反的是，事业身份人员进入乡镇政府，常常由本级党委开个会就能定下来，实质上就是由乡镇的个别领导说了算。两种不同的人事政策，最终导致了以事业人员爆满为特征的庞大乡镇政府。乡镇一级政府财政是独立的，与上级财政分灶吃饭，除条管部门外，人员工资都由乡镇自己负责。在广大农村地区，由于税源较少，乡镇的合法收入用来保证教师、行政人员工资和维持政务的正常运转都成问题，根本没钱养活大量的事业身份人员。迫于自身的生存压力，乡镇政府也就很自然地会寻求法外利益。这就造成乡镇事业身份人员一直靠向农民收费“自己养活自己”，不仅不是财政的负担，甚至还能为财政“作贡献”。在财政与冗员关系上，大多数人并没有认识到乡镇一级与中央、省、市级的不同（县级兼有其上下级政府的通病），主要不是财政在养冗员，而是农民在养冗员，甚至是冗员在养财政———这就是乡镇政府的生存现状，也是乡镇机构改革所必须正视的客观前提。 税费改革前的农民负担是：“头税轻（指原农业税），二费重（指原乡统筹和村提留），三费是个无底洞（指乱收费）。”在税费改革中，国家把“头税”和“二费”规范为统一的新农业税及其附加，并实行了逐步取消政策，但农民负担最重的乱收费，却没能给予足够重视。由于乡镇政府一直能够通过乱收费生存，庞大的乡镇政府机构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改革后，不仅没能达到瘦身的目的，反而人员越改越多。 农业税对于大多数政府冗员的生存来说，影响很小。农业税取消后，乡镇教师和政府行政编制人员的工资，已由上级财政全部转移支付，取消农业税对乡镇财供人员也几乎没有影响。就目前而言，乡镇乱收费行为除了传统的巧立名目收费和搭车收费外，也“与时俱进”起来，为了绕过国家对于乱收费的控制又有了新的变种，把重点放在了轻管重罚上。如对于农民违反计生政策的行为，不是努力进行教育和预防，而是放任和默许，等农民造成了违法事实后再进行罚款。《“安居费”竟然收到死人头上》（《半月谈》2005年第11期）一文所披露的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林口县五林镇，政府先默许土葬然后再向群众收费现象，简直就是新时期乱收费“改进版”的经典注释。千万不要认为这只是个别现象，它是乡镇政府迫于自身生存压力而在基层收费行为上所具有的共性。这种“创收”方法虽然与基层行政的初衷背道而驰，但在表面上看它并没有违法，治理乱收费行动对其毫无办法。这样，在国家的******严格涉农收费政策下，乡镇政府仍然能够盆钵盈满。薛凯先生认为当前已经“捆住了乱收费的手”是过于乐观了，他轻视了乡镇政府通过乱收费攫取生存资源的能力和以******花样应对治理的能力。综合以上两方面的因素可以看出，农业税的取消，并不能成为推动乡镇机构改革的“饥饿疗法”。 不彻底杜绝乱收费，农民负担不可能真正减下来，即使一时减下来也还会再变一个花样反弹。不彻底杜绝乱收费，也不能彻底搞好乡镇机构改革，乡镇政府冗员能够通过乱收费获得生存资源，他们与政府有着很强的“亲和力”，在机构改革中他们必然会紧紧依附着政府不放。在此情况下搞乡镇机构改革，或者会流于形式，或者改革的成本非常高昂，即使一时成功，也会再度膨胀起来。所以，要认真吸取过去乡镇机构改革失败的教训，把治理乱收费作为农村税费改革的重中之重来抓。取消农业税后，只有同时控制住乱收费，才能成为推动乡镇机构改革的“饥饿疗法”。 中国理论界******的弊端就是缺乏与实践结合，搞理论的缺乏实践，而搞实践的又缺乏理论。仅靠一般性的调查研究，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拿乡镇机构改革来说，不认真分析并消除妨碍乡镇机构改革的真正阻力，就不可能使乡镇机构改革取得实质性的成功，这也是历次乡镇机构改革不成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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