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讯】金岩石2014年A股直面三大利空或是大熊市

金岩石：2014年A股直面三大利空 或是大熊市

2014年的中国股市将直接面对三大利空：地方债，高利率，发新股。若没有可与之抗衡的反向趋势，2014年将是一个大熊市！

点击查看>>>金岩石最新观点　　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最高级别的财经决策会，会议确定六大工作重点。其中，减债被纳入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考核体系，地方政府举债投资的经营模式走到了尽头。　　过去10余年，土地财政和举债投资一直是地方政府的两大法宝，累积的政府债务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举债经营的地方政府会形成两种模式：其一是良性循环，其二是恶性循环。在良性循环中，举债投资的资产溢价高，变现快，债务负担逐年减轻，比如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反之，在恶性循环中，举债投资的资产溢价低，变现慢，政府的债务负担则逐年上升，比如中西部地区。　　地方政府债的滚动融资直接或间接地驱动各种利率上升，构成了2014年股市的最大威胁。因为在利率上升的趋势下，市场可预期的保本投资收益率上升，目前已达到12%~20%，股市投资的相对吸引力必然下降。自2013年6月的“钱荒”以来，银行间市场5年期票据的利率已超过5.5%，14天短期利率突破了5.9%，民间P2P市场利率高达12%~14%！月息3~4分的高利贷依然有市场。地方债和高利率互为条件，像一把大剪刀无情地绞杀着苟延残喘的微利企业，呼唤着中国金融体系的深层改革。　　由此可见，2014年的中国股市将直接面对三大利空：地方债、高利率、发新股。若没有可与之抗衡的反向趋势，2014年将是一个大熊市！然而，阳光总在风雨后，否极泰来下半年。　　首先，新股发行1月重启，就像楼上的“另一只鞋子”落下了，股票发行注册制的改革即将拉开序幕。历史上，中国股市的三次大牛市都发源于制度变革，股票发行注册制的推进或将成为第四个大牛市的导火线。　　其次，金融改革与减债考核将拓宽社会的融资渠道，导致市场资金供过于求，利率上升的趋势预计将在明年第三季度转为下降，经济增长的减速预计也将在第二、三季度触底。如果这两大预期能够实现，股市将在第三季度反弹，并可能在经济改革的声浪中启动新一轮大牛市。　　再次，金融市场的开放将拓宽境外资金的入市通道，中国股市作为全球第三大市值的市场会迅速成为境外投资基金的新宠。“金融海啸”以来，美国股市迭创新高，欧洲股市表现不凡，日本股市高潮迭起，中国股市已经成为全球股市中显而易见的价值“洼地”。上述三大原因，其一是改革，其二是发展，其三是开放，2014年中国股市的“牛熊之战”将呈现出前低后高的趋势，再次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风向标。　　从全球化市场的视角看，中国股市的价值“洼地”极为明显。在城市化率与证券化率之间的相关性研究中，我也发现中国股市总市值的相对低估。若以1:1的证券化率衡量中国股市的理论市值，在城市化率接近65%的阶段，中国的GDP总值超过100万亿元，人均GDP水平达到1万~1.5万美元，证券市场的总市值应达到100万亿元之上！所以，无论是从经济改革还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相对低估的中国股市都会在未来的某个时点开启估值修复。中国股市当务之急的政策：第一是开放！第二是开放！第三还是开放！　　如果说地方债和高利率是熊市推手，经济改革与市场开放则为牛市之火，2014年中国股市的牛熊之战就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里程碑，经济体制改革的春风将再次吹响大牛市的号角！?

金岩石：发股票就是发钞票 三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中国特色的“核准制”其实是改良的审批制，与英文法律界定的核准制相比，中国的“核准制”有两大特色：1.重审(批)轻核(查)；2.核准权在证监会而非交易所。　　发股票就是发钞票，所以股票发行一定要有法可依。人类第一部完整的《证券法》是美国人在1933年制定的。　　与之相伴的股票发行注册制和证监会也同时诞生。其法律依据是“三位一体”的制度安排：交易所-证监会-证券商。由于历史的原因，美国证券市场的形成是先有商，后有所，再有会，所以是“强商-弱所-弱会”，股票的发行审核权主要在证券商和交易所，证监会的注册程序大致相当于人们常说的“报备程序”。英国、欧洲和中国香港的股票发行以核准制为主，而根据英国法律，股票发行的“核准权”在交易所，而非证监会。　　中国的股票发行起初是计划经济的审批制，2001年3月28日才开始实行核准制。中国的股票发行核准制把“核准权”从交易所转移到了证监会。此外，证监会当时保留了1993年起设立的“内核”发审委，该机构如保密局一样，明文规定委员“身份保密”，并实行无记名投票。一直到2003年12月，发审委才“弃暗投明”，公开委员身份并实行记名投票制，从此打开了股票发行的“黑箱”！但无论是在“黑箱”还是透明的发审委时代，中国特色的“核准制”其实是改良的审批制，与英文法律界定的核准制相比，中国的“核准制”有两大特色：1.重审(批)轻核(查)；2.核准权在证监会而非交易所。　　人们会说：把发审委下放到交易所不是很简单吗？这就又涉及到中国证券交易所的“特色”。和全球主要的证券交易所相比，中国实行的是会员制交易所，其特色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团法人”。和美国的交易所会员相比，最主要的差别在于：美国的会员机构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分红权，有参与交易的特许经营权；而中国证券交易所的会员只有缴费权，名为会员，实为“费员”。交易所并非不营利，只是不为会员牟利。交易所由证监会直接管理，所收各项费用的归属权从未见明文约定。所以，要真正实行股票发行的核准制或注册制都必须事先改组证券交易所。由此判定：中国并没有真正实行过股票发行的核准制。　　无论是美国的注册制还是英国及中国香港的核准制，股票发行都要依法审核，关键问题在于由谁来审核？是证券商？交易所？还是证监会？这是证券市场“三位一体”的制度本身提出的问题。在我看来，三中全会的决定明确要“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有三重含义：1.对中国特色“核准制”的否定；2.对美国股票发行制度的部分肯定；3.要求证监会放权推动股票发行的市场化。过去，无论是审批制还是改良的核准制，中国证监会的“恋权症”溢于言表，其市场定位绝非职业“裁判员”。历届证监会主席历年来的报告都包括本年度融资多少，这就类似于球队或球场经营者的财务报告，而裁判员对规则和观众负责，本不应该关心经营性现金流！　　如何推进股票发行的注册制呢？首先，如肖钢主席所言，要修改《证券法》，删除现行法律规定的“核准制”及相关条款。其次，要改组交易所，让交易所成为营利性的公司法人并实行股东会员制。第三，实行“发-审-核”的三权分立：发行权下放到公司制的交易所；审批权还给代表投资人的证券商；核查权留在保护投资人的证监会。在“所-会-商”三位一体的制度中，“发-审-核”三权分立会将证券市场的决策中心从融资方转移到投资方，从而自发地完善直接融资体系，提升社会的直接融资比重。

金岩石：从三中全会看中国的经济发展　　2013年12月15日，由东南卫视、唯众传媒、飞马旅联合主办的“新形势新动力——第五届中国商业领袖论坛暨‘倾城之梦’颁奖盛典”在上海隆重举行，东方财富网全程图文直播。独立经济学家，鑫星伊顿首席执行官金岩石在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从三中全会看中国的经济发展》。以下为金岩石演讲全文。　　金岩石：昨天看了恒大的比赛，正好进了2个球。恒大把中国的足球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为什么国家队输了，为什么恒大队赢了？如果我们把中国的足球走向世界和我们今天谈论的“新形势，新动力”放在一起，我们会看到在走向全球化市场的动力中，谁是未来的领袖？是公有经济还是非公经济？　　当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人解读三中全会说，三中全会给民营企业、民营经济带来了春天，如何理解三中全会这一关键的词呢？很多人说是改革，而在我看来是治理，治理是第一次出现在党的文件当中，执政能力、治理能力，这两种能力背后是两套理论。治理相对于经营、效益高于一切，当我们治理能力和执政能力并列的时候，说明我们已经心存敬畏，因为当治理有目标的时候，它将面对目标的考验。　　很多人以为，三中全会把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这是了不起的进步。但是我想同时让大家看到，在这句话的后面，我们加上让政府在市场中起更好的作用，这在理论上就是让大家理解，治理型的政府实际上是改变了市场的定位，从权力导向的领导者，变成了市场导向的领航者。对市场心存敬畏，就像领航者对大海心存敬畏一样。开始凭借市场的力量，但同时把政府本身放进了市场。当政府本身成为市场中的成员，然后我们又看到把公有经济作为领导力、控制力、影响力，也就是希望我们国家队依然能够当领导者。但是我们从昨天的足球看到，恒大队就是中国的混合所有制，因为恒大依托外援创造了中国足球的契机，所以我提出一个问题让大家思考，在中国未来的市场化改革中，谁是领导者？是政府，是公有经济，还是非公经济？　　如果我们把中国的市场在新时期画成一个金字塔，我们会看到在市场的顶部是经营型政府，第二是公有经济，第三层是混合经济，第四层是非公经济，第五层是草根经济。我们的文件中很明确地讲到，要让公有经济增强活力、影响力、控制力和领导力。这样我们就要认识到三中全会开起一个新的模式，这就是新加坡模式。　　在全球的历史当中，一个小的国家把新加坡模式变成了一个实践，获得了成功。但是我们能不能看到，一个大国实践，一个超大型的集团公司，这是一个巨大的问号。当我们把治理定义为经营型政府的理念，那么中国现在的治理目标是什么呢？当我们把一个国家放到全球化市场，无论他讲什么主义，也无论他信什么宗教，所有的国家只有三个选择——边缘化、外围、中心。我们用四个中心来评价所有的国家，我们会看到边缘化的国家低生产低消费，没有城市化，没有证券化。外围国家高生产、低消费、低证券化、低城市化，所以中心国家可以高生产、更高的消费，于是城市化加证券化支付着外围国家的高生产。如果我们这样划分不同国家在全球市场中的位置，我们正在启动的就是第二次转轨，第一次转轨我们从一个边缘化的国家进入外围。第二次要从外围国家进入中心。这样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我们的目标是从人口大国，通过城市化成为消费大国。第二是从货币大国通过证券化升级为资本强国。以这样两个目标评价新时期的任务，我们依然没有解决的问题，谁是未来的经济领袖？　　今天，我们在经济领袖商业领袖的论坛上讨论领袖，我想让大家每一个人在脑子里面画一个巨大的问号，谁是未来中国的商业领袖？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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